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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老家……我想回廣東……我想回海豐。”“我還有很多勞動沒做完……”這是百歲老人、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教授臨終前說的最后兩句話，此話蘊含著他對獻身一生事業的深情。自20年代他走出海豐到廣州，就再也沒回過老家！
“鐘敬文2001、12、31”，這是世紀老人的最后遺墨，不是給家屬的留念，而是他在致有關領導談北師大民俗學學科建設信上的簽名。在這封信上，他說：“最近，江總書記在‘兩代’會上，發出了要大肆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號召，我聽了深受鼓動。我已是將近百歲的老人了，為了這個學科的建設我嘔心搏斗了近80年。有生之年，我要為這個學科獻出最后時光，使它成長得更快一些。”
10天之后，2002年1月10日0時1分，鐘敬文教授逝世。
1月10日，北師巨細紅樓2樓201號。先生書房里、遺像前，放著中共中心宣傳部、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等送來的花籃。吊唁者懷著同樣的感覺，這種感覺，正如北師大黨委書記陳文博、校長鐘秉林所言：“鐘老不但是你們的，他更是師大的，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
鐘先生老友啟功先生題詞：人民的學者鐘敬文先生千古！
是的，鐘老把他的一生獻給了人民的學術和教育事業，他是人民的學者，他所為之搏斗終生而創建、成長興盛的學問，是人民的學問。這幾天，在與鐘老的學生、北師大的教師以及前來吊唁者的接觸中，我們再一次深深感覺了鐘老的品德文章和他對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所作出的重要進獻。
■“千年枯海怒潮騰，我也乘潮一后生”
1983年，在“五四”運動60多年后，鐘敬文先生來到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塑像前，吟詩“千年枯海怒潮騰，我也乘潮一后生”。鐘敬文說，“五四”運動給他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使他“把生命與整個民族、國家聯系起來，并開始了一條新的學藝之路”。
“五四”運動在否定舊禮教、舊思想、舊文化的同時，喚醒了對民眾命運、民眾啟蒙和民眾文化的重視。1923年至1924年間，鐘敬文接觸到《歌謠》周刊。這份兼收歌謠、諺語、俗歌、故事、方言和民俗記錄的刊物，喚起了他對那些原來被忽視乃至蔑視的民族民眾文化的新熟悉和新情感，引起了搜集和記錄這些資料的意愿和對付《國風》、漢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聯想。他向四周搜求民謠、諺語和故事，撰寫談論歌謠、方言等隨筆與小品，寫作關于歌謠的評論文章，并與《歌謠》周刊編輯部聯系，朦朧中給他自己未來的學藝生涯樹立了方向。1927年，他和中山大學的顧頡剛等人配合建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開辦《民俗》周刊。
鐘敬文后來在回憶“五四”對他的影響時說，“‘五四’是我的文化奶娘”，“我對這場運動懷有特殊的情感，一是由于我多年來所從事的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兩學科是這場運動的伴生物；二是由于我自己其時轉變為追隨新思潮的‘新黨’，進入了這兩種學科之門，也是‘五四’運動啟蒙的結果。”“五四”呼喚平民意識，從而誕生了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這種平民意識深深進入鐘敬文思想中，使他終生樹立了“做學問是為了民眾，做學問不是為自己”的思想。
■“一言山重須銘記，民族菁華是國魂”
“五四”運動以后，原來居于中心職位地方的上層文化作為封建文化而被打倒，時代要求建設新文化，中國文化的命運面臨選擇——走全部歐化的路，還是在民族文化內部發覺、開掘有新生命力的內涵和形式？——“美雨歐風急轉輪，更弦易轍為圖存。一言山重須銘記，民族菁華是國魂。”鐘敬文的這首詩，體現了他對這個題目的思考和回答。他以為：“在兩種文化的接觸、交匯過程中，自然要有主體和客體。假如我們創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體性(像身體沒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現代化，那又有多大意義呢？假如要使祖國的新文化成為有體系的東西，那么，我們就務必重視自己千萬代祖宗創造和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鐘敬文以為，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除了主要體現為經典文獻的上層文化之外，大量流傳民間的種種文化即下層文化，是歷代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文化財產。20世紀20年代，鐘敬文就提出“下層文化”是“上層文化”的基礎，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匯合起來，配合組成了整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傳統文化。80年代初，鐘先生正式提出文化分上中下三層的主張：“上層文化，從階級上說，即封建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文化，好比經史子集等，也稱經典文化、精英文化。其次是中層文化，從階級上說，即都市的市民階級所創造和享用的文化，好比明清的時調、通俗小說等，也稱通俗文化、市民文化。它是上下層文化產生聯系的中介。最后是下層文化，從階級上說，主要是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階級所創造和享用的文化，好比民間文學、民間工藝等。”
80年代，鐘老提出“民俗文化學”的觀點。這是由于在從“五四”到80年代的現代民俗學運動中，重視口頭文學、宣傳通俗文藝、提倡口語文和推行國語，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資料，既是民俗學現象，也是文化學現象。
別的，還有兩點考慮：首先，這個觀點適合我國國情。中下層文化是基礎局部，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幾千年，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是農民，以及漁民、工匠等勞動者。第二，民間文學散播靠口頭，但借助文字記錄下來，使我們民族擁有充裕的民俗文獻遺產，同時也體現出民俗文化與上層文化之間的歷史聯
系。鐘敬文以為，民俗文化學的效用，有兩方面：一是留存現有的民俗遺產。一個國家在世界歷史中的職位地方，正是由這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傳統職位地方及相關的人民心態所決定的。二是研究民俗、熟悉國情(包括廣大民間文化和民眾心理在內)，以利腳踏實地加入現實改革。
無論是對具體民俗事象的考察，對整體民族文化的理解，還是進行學科的理論建設，鐘老都抗議本本主義，他以為，真正好的學問是一個人悟出來的。他抗議簡單的照抄照搬前人或外國人的理論。1998年，鐘敬文正式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以為“中國的民俗學研究要從本民族文化的具體情況出發，進行相符民族民俗文化特點的學科理論和要領論的建設”。提出中國民俗學要成長，從原則上說，其理論和要領論建設要走自己的路。
從早年的民間文藝學，到中期的民俗學，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學，再到建立中國民俗學派，是一個連續在事業上開拓和深化的過程，連續把自己的事業與民族的事業聯系在一起的過程，連續把局部研究上升到一個大文化系統層面上、進行學科建設總體設計和學科理論體系構架的過程。
■“勞民文藝堪千古，
發采揚輝要我人”
郁達夫在他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收有鐘敬文的《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并在“導言”里說：“鐘敬文身世于廣東汕頭的嶺南大學，本為文風極盛的梅縣(按當做“海豐”)人，所以散文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令郁達夫惋惜的是，鐘敬文從30年代開始，散文創作熱情出現退潮之勢。原因之一，如1930年鐘敬文在《湖上散記》后記里所說，他以為：文藝創作是應負有社會任務的，它不是個人的消閑事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要專心于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和有關活動。30年代，文藝創作是熱門，民俗學是冷門，“但我已經熟悉到，中國需要自己的民俗學。從上個世紀起，就有不少外國人來華，利用布道、旅行的機會，搜集中國的民俗資料，回去寫他們的書，有的還進行他們的殖民文化宣傳，他們卻反而說我們中國人缺乏想像力，這對我刺激很深，感覺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于是，我放棄文藝創作。”最近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其時他放棄散文創作，還由于已經熟悉到他以前的散文多是個人情感生活之作，30年代他已經接受了文學作品應是為社會、為民眾而作的思想，開始從本位主義轉向社會主義。
鐘敬文在他的《詩論》中說：“文學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宗教。”從他對人生和事業的選擇中，我們看到了殉道。他曾對朋友說，“寫散文，我不寫，還有別人寫；民俗學，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堅持下去，至少其時是這樣。”“這種研究自己是一個莊重的事業，是民族民眾所需要的事業，它的意義遠大于我個人對散文詩歌的喜好和喜好。”鐘敬文的學藝之路是以民族民眾和時代的需要為選擇的。
在鐘敬文將近80年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中，他窮終生一生沒世精力換來了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成長和成長。特別是近20年，全面再起的中國民俗學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時期，這些與鐘敬文的進獻是分不開的。
■“舍得將身作土壤，
東風酬爾綠茵園”
假如說，鐘敬文在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中發揮了極大的個人作用，那么，比這種作用更大的是培養人才。與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一樣，1957年鐘敬文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進攻，很多做學問的大好時光被耽擱了。改革開放后，曾有人問鐘先生今后有什么計劃，他意味深長地說：“一粒麥子，種在地下，在適當的條件下，生根、抽芽、開花、結果，長出來的不是一粒，而是很多粒麥子。”1982年他寫道：“我們希望看到，也一定能夠看到的，是那‘滿園’的‘春色’。至于‘一枝紅杏’的是否‘出墻’來，又有多大關系呢？”90年代初，鐘先生的博士生董曉萍問他：“大自然中的顏色，先生最喜歡哪一種？”先生思忖片刻，回答說：“新綠。”這個“新綠”，蘊含的是年輕一代學術傳承者的意思。
30年代鐘敬文居杭州，顧頡剛很嚴厲地對他說：“希望鐘先生潛心十年，寫成一部精審的著作！”今后，鐘敬文決心寫出一部有三五十年生命力的民間文藝學或民俗學著作。1934年至1936年，他在日本兩年多的學習與這一決心有關。后來，他選定《女媧考》，有關質料也收集了不少，但由于社會動蕩，他一直未有條件完成這一專著。“文革”之后，有條件了，卻又有了新的想法，1983年他說：“……至于寫作那預備了多年的專著，是我所關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務，是為了更多的人能夠寫出有價值的專著。自己的東西是否寫成，并不是很重要的。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講話中，希望大眾去做培花的土壤，這樣可以使地上出現好花。這是偉大的教導！去年我在一個論文集序文的末尾，寫了下面意思的話：我們在學術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滿園’，而不是一枝出墻的紅杏。這和魯迅先生諄諄教導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后來，他的博士生楊利慧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女媧的神話與信仰》。論文通過答辯之后，鐘先生說：“寫得不錯。我給了她指導，她自己搜集資料，自己研究寫出來的。寫得不錯。”
鐘敬文20年代起就從事教學勞動，解放后，1953年在北師洞開辦“人民口頭創作研究生班”，連續招了四屆研究生。“文革”后，鐘敬文肩負使命感和緊迫感加緊人才培養。1979年夏，他主辦了短期的民間文學講習班，高校教師、文科研究所、地方出版社等60余人加入。秋天，他招收了6名民間文學專業的研究生。1983年暑期，憑據他的建議，舉辦了民俗學講習班。他冒著酷暑為講習班作了幾個專題申報。80年代以來，他培養的已結業的博士就有30多名，正帶著的博士生還有14名。如今，他的學生多數成為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業主干，有些還成為中青年博士生導師。
鐘敬文經常買書給他的學生和訪問學者，他想，老師買書給學生，他們不會不讀吧。他對他的博士生要求非常嚴格，他常對學生說：我是替國家在這里選擇人才，不是私對私的題目。他以高齡之身堅持講課，97歲時，一次電梯停了，他就走上六樓，講了三個多小時的課。
這就是“一粒麥子”和“很多粒麥子”的哲學。這種哲學里面的靈魂，正如鐘敬文所言：“中國這么大，假如每一個念書人都搞個人的一套，成長就不一定大。我想過，像我這樣的人，假如我只管自己去成長，走個人的路，也許境況比現在好一點，但對學科的成長、對人才的培養，就未必真有好處。”“子女是我肉體的繼續人，學生是精神的繼續人。我覺得精神的繼續人甚至比肉體的繼續人越發重要。為培養精神的繼續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這是完全值得的。”
鐘敬文在20年代中后期就接觸馬列主義著作，馬、恩的《共產黨宣言》等對他的世界觀起了重大影響。大革命失敗后，他又閱讀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和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點的信》，后者更是重復閱讀。抗戰前期，他曾有兩年多時間投筆投軍，斗爭實踐使他將理論與實踐結合，思想得到升華。他說：“前線的抗戰實踐，使我的馬克思主義社會觀和整個人生觀同一起來了。我深切體會到，我的學術，再也不能夠是與當前社會和人民沒有(或很少)關系的東西。今后，我不管在一般文藝理論上，還是在民俗學理論上，都要求自己與社會，與人民保留密切的關系。在我的腦海中，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真理準則。……我的那種基本精神和目的如磐石般不能夠移轉了。”他以為，他的學術不能夠“作為一種安排，而不直接關系到人民的哀樂和生死生死”！——鐘敬文的樸素、真誠、平凡和偉大，大概就在這里吧！
敬愛的鐘老，歇息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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